方志敏在狱中遗著中第一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是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江西省农民协会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他们首先就要圈定省农协的委员；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为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这段文字可见方志敏对毛泽东的尊重和信任，对毛泽东的意见十分重视。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方志敏领导挫败了国民党右派要夺取江西省农协的阴谋。

方志敏与毛泽东的深厚友谊，是在中国农民运动实践中结下的。他们都十分重视中国的农民状况和问题，亲自到农村到农民中间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自己对于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认识和意见，并亲自投身农运斗争，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毛泽东认识农民问题比较早，1919年7月28日，他就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农民联合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还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但没有组织实施。1925年3月，毛泽东回老家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推动他对中国农民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因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因此，他号召“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１９２６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１２月２０日，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上发表《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的演说时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如火如荼的湖南考察，32天里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成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党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纲领性文献。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10月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在武昌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方志敏20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江西东北部农村，目睹家乡“凄惨黑暗的图画”，“逐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他18岁就在弋阳高小组织“九区青年社”发起反封建斗争。1922年10月方志敏到赣南一带农村做社会调查20天，并将调查情况以书信形式在《新江西》季刊发表。1924年11月，他和赵醒侬一起在南昌郊区创建扬子洲农民协会，这是江西最早的农协。1925年夏，他在弋阳漆工镇湖塘村，创建了赣东北第一个农民协会，同时开展“打土豪、减租减息”的斗争，在家乡掀起了农民运动。1927年2月，方志敏当选为省农民协会第一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主持农协工作。他在大会作的报告和为大会起草的《宣言》中，详细分析了江西农民生活状况，认为：“本来农民是非常之多的，到处都遇得到农民，但没有一处农民是快乐而无痛苦的。”“农民的生活是痛到了极点，苦到万分。其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我们劳动的结果被他人夺去了。”“我们农民在数量上虽然占了全人口85%以上，但这样多数的农民却只是人间最可怜的奴隶。”他指出农民痛苦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具体的事实就是重租、重息、重税及其他敲索。方志敏大声疾呼：“解决痛苦的方法是在自己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求自己的解放！这就是要组织农民协会。”同年4月，方志敏在《反左运动与吾人》一文中指出：“农民运动所以占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生产占全生产百分之九十，其人数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故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因农民苟得解放，即国民革命大部分完成。”“尤其是农民革命，为今日之急务。”5月，方志敏领导开办了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这年夏，方志敏在吉安农村进行调查和开展减租运动，通过他的宣传鼓动，“每每能够提起农民群众对地主阶级剥削清楚的认识，与激动他们深刻的仇恨。”1928年1月，方志敏等领导发动弋横大暴动，开始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方志敏在南昌开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

毛泽东、方志敏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农民运动的必要性有着高度一致的认识，都把农民看成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而且在建立农民武装、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苏维埃政权等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有共同的认识。正是这种思想和事业上的志同道合，使方志敏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26年4月，大革命风起云涌，方志敏和毛泽东，还有另一位“农民运动大王”澎湃在广州一见如故。1926年11月，毛泽东到江西指导农运，两人相处4天，交流甚欢，方志敏支持在武汉举办湘粤赣农讲所。1927年3月在武汉，方志敏和毛泽东、彭湃等13人被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方志敏还应毛泽东邀请到武昌农讲所发表演说。方志敏的老搭档邵式平在《怀念方志敏同志》一文中回忆：方志敏“任省农协秘书长的时候，对于农民运动的政策，完全与毛泽东同志精神相符合。特别是他出席了武汉全国农民运动会议，把毛泽东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精神带回江西，贯彻执行，并根据此精神开办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方志敏和毛泽东、彭湃一直相互支持、并肩作战，把全国农民运动推向前进。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和斯诺谈到，1927年春他在武汉召开的土地问题会议上，提出重新分配土地问题的建议，彭湃、方志敏就完全站在他一边，支持他的建议。英雄所见略同。方志敏和毛泽东、澎湃在思想上精神上是相通的，他们在行动上也是惊人的一致，分别在江西、湖南、广东践行自己的思想，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成为公认的中国农民运动的三大领袖，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我认为，正是有了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农民运动的先驱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理论、革命实践和深厚基础，我们党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迅速展开土地革命，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方志敏狱中文稿再次讲到毛泽东，是回忆毛泽东对赣东北苏维埃的赞扬。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说，“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毛主席称许赣东北苏维埃的工作说：‘赣东北省和兴国县的苏维埃工作，都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能将战争动员与改善群众生活两下密切地联系起来’（大意如此）毛主席的评语，是正确的。这段评语，更加提醒我们对苏维埃工作主要的注意点，使我们更加兴奋地去加紧工作。”“‘苏维埃模范省’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赣东北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保持这个可宝贵的荣誉呵！”在《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中方志敏再次提到：“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报告，曾称赣东北为苏维埃模范省。”从这里可以感受到，方志敏十分在意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他以毛泽东的赞扬为荣誉为骄傲为激励，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溢于言表，情不自禁。这也是一种志同道合的心灵相通。

毛泽东在点评《新唐书·徐有功传》时，称赞方志敏等“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和毛泽东、彭湃都走上了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不幸的是彭湃1929年8月就英勇牺牲了。对方志敏在赣东北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十分关注，并给予了充分肯定。1930年1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个评价无疑是极高的。毛泽东对方志敏和赣东北根据地的关注是一直持续的。1933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邵式平、方志纯受方志敏之托到瑞金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十分关心方志敏的状况，详细了解了闽浙赣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谈了很久还意犹未尽，约第二天下午继续长谈。1934年在第二次工农兵代表会上，毛泽东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我们的经济政策”部分多次称赞闽浙赣边区。他说：“1933年的农业，在赣南闽西区域比1932年增加百分之十五，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工业“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取得了成效”；对外贸易“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可见毛泽东对方志敏在赣东北以及闽浙赣的工作是持续关注的，对方志敏创造性的经验非常感兴趣，及时加以总结推广，并高度赞扬赣东北苏维埃是“苏维埃模范省”。

毛泽东亲手为方志敏题写墓碑

毛泽东对方志敏不是一般的重视，这种感情也延续到了方志敏牺牲之后，以致很久。有人说“方志敏是毛泽东最为关注、最为敬重、最为怀念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我是完全赞成的。1937年在延安，方志敏被定位为民族英雄。方志敏的遗稿送到党中央后，毛泽东仔细进行了阅读，高度评价方志敏在狱中的遗作，是一部赣东北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意志、情操和高尚人格的写照，是不朽的佳作。1938年6月，方志敏夫人缪敏带着两个儿子去延安学习治病，次日，就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们聊了很多关于方志敏的故事，毛主席亲自为缪敏题词：“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人民前进的，只有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1949年8月，毛主席得知方志敏的母亲十分惦念儿媳和孙子，立即安排将缪敏调回江西，并当面嘱咐她一定把方志敏的母亲接到身边住，让老人家安度晚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多次赞扬方志敏。1953年4月毛主席巡视浙江莫干山时对汪东兴说：“方志敏同志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他死得伟大，我很怀念他。”1964年11月9日，毛泽东挥毫写下“方志敏烈士之墓”7个大字，刻在南昌梅岭方志敏烈士墓前。1965年6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对随行的杨尚昆等人说：“方志敏同志是很有理想，很有气魄的革命家。”他对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就是到了晚年，毛泽东还在读《新唐书·徐有功传》的笔记中写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给予了方志敏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心中始终有着方志敏，这种革命战友之间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令我唏嘘不已。